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全球经济决定了融合是趋势。但过程中肯定有纷争，甚至不排除战争。文明在大炮射程之内，强者才有谈和平的资格。融合过快，利益纷争大，融合过慢，别的地区甚至其它星球的已融合势力，就可能在经济或科技等领域不怀好意。
融合，需要，各方面作为基础，比如，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等等。
宗教的融合、并立，也不是绝对的、一条时间线的。
宗教的自由、并立，例如美国：
“美国绝大多数人信奉基督教，但其他各种宗教也同时并存，这是有其历史原因的。很久以前，那些背井离乡不远万里来到美洲大陆的人，许多是为了摆脱国内的宗教。他们满怀希望，要在新的土地上获得自由。这种最初的愿望逐渐形成了对宗教的偏爱。”“xxxx年，美国共有250多个不同的宗教派别，222万多个地方性教会团体，只要注册、登记即可创建新的宗教。”
宗教的融合，例如中国：
为了便于统治，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从魏晋南北朝三教并立，到唐宋三教互补，到元明清三教合流、三教合一的。““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合三教为一教的某种实际形态存在，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确存在三教形态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祇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通过“炼心”、“崇礼”、“救济”等手段，“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
“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条件。
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嚞（重阳）在山东等地组织“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七宝会”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内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为成熟，“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如“‘三教圣人’在元代戏剧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现了”。
由于十三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国佛教再也难以吸收与中国文化异质的东西，这对加速与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从明代开始，加上皇帝的推动等，出现了一些三教融合的建筑，例如三教圣人共坐一殿，例如贵州镇远城东的中和山的青龙洞古建筑群、宁夏中卫城北的中卫高庙、山西省浑源县城南四公里恒山金龙峡的悬空寺、
最后，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道、佛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三教合一把这些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调和起来，推陈出新，民众是乐于其成的。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
但个人不赞成强制未成年人入教，因为还没有完整的民事行为能力：由于有些婴儿、青少年从一开始没有选择宗教的自由（“婴儿洗礼是迎接一个人进入教会的圣事”、其父母是天主教徒或东正教徒），可能婴儿或少年时被套上天主教徒，青年时倾向于新教教义（据调查，青年比较倾向于自由、老年比较倾向于保守）。
未成年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的规定，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为未成年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
一、佛教可视为合资公司，多宝道人设为释迦牟尼佛
尼泊尔对于中国之尴尬，犹如李白之于中国。
尼泊尔曾是中国藩属国，李白出生地被俄罗斯占领。
假如，中国从南宋到现在，一直疆界未变，只有长江以南的领地。那么，长江以北的那些为了整个中华民族做出牺牲的古代英雄们，南方的人，还祭奠吗？
作者意见：只要是为国家民族做出牺牲、出过力的，不管是哪国人、哪里人、哪个朝代的人，就应该祭奠。就算亡国，流亡国外，该祭奠、怀念还得祭奠怀念。对于有些英雄，其故乡原来属于中国，后来丢失的，以当时历史的状态来算。文化传承，不仅传承的是地域，也传承的是历史。比如加拿大人白求恩，比如李白，炸死日本白川义则大将的朝鲜尹奉吉。不一定据为己有，为中国出过力、做过贡献的，享一份香火，不过分。
（想起：欠韩国同学一顿饭、一次韩国游访）
假设西方教是婆罗门教，尼泊尔作为中印之间的中间地带，佛教吸收印度的婆罗门教、西藏的苯教，就如同合资公司，
外国人想在中国卖汽车，需要合资建厂，外国人出技术、中国出人。
佛教在中原，就如合资公司，为了保护本土的公司（道教），需要合资建厂。扩展来说，假设：
外国股东--西方教是婆罗门教，
中国股东---中国西藏的苯教（可以看做中国本土教、巫术，道教的一个分支），
合资厂---尼泊尔作为中印之间的中间地带，
新宗教---佛教（吸收婆罗门教、苯教，并有自己的创意），
合资公司总裁---多宝道人当做乔达摩悉达多（释迦牟尼佛祖）、中间人，
也未尝不可。
技术--思想，
技术本土化--合资公司最后需要把技术学过来，就是思想的本地化，即融合当地的历史风俗及英雄。
（假如尼泊尔还是中国的藩属国，就不用唠叨，因为释迦牟尼就变成了自己人。）
二、世界性宗教的特征（宇宙性宗教）
一个世界性宗教，较快的扩张方式，就是融合、包容当地历史，纳入当地的古代英雄。一个有志于世界性的宗教，需要考虑是以推广教义为第一，还是以推广神灵为第一。当然，宗教创始人、贡献者需要纪念，但其创始人的精神、教义、普惠众人的期望，是最需要推广的。
假如地球进入了宇航时代，遇到了很多有人星球，都有各自的宗教，怎么推广融合，变成宇宙型宗教？
佛教就很符合（但也有待改进的，个人建议）：
1、多神论
佛教里有很多佛。
2、肯定过去
释迦摩尼佛，称在他之前有过去佛。
3、贡献论
功德。可以通过积累功德成佛。
因此，可以通过评价当地英雄对人民的贡献大小，将其加封佛教尊位。
4、公益论（缺少）
佛教，应该在教义里，限制禁止塑金身、饰珠宝、造铜像的习惯，应该把钱规定为用于循环公益。
佛教目前的困境在于，一是财力用于内耗（见下面解释“财力的用途”）。
财力的用途：基督教新教教堂简朴，常只有十字架、桌椅，而把钱投入有助于布道的教会大学、医院等公益事业。而道教、佛教，有塑金身、饰珠宝、造铜像的习惯，钱花在了庙里，不但没了扩张的财力，而且容易导致贼人、起义军、朝廷、外国人强取。
5、尊封论（缺少）
佛教，应该在教义里，规定所有尊位、不管高低，都是可以加减的。加减方式为选举。
加，容易些，当地半数以上信教群众投票中选即可，但不允许选举活人即在世佛，防止操纵选举结果。
减，难，需要世界半数以上信教群众投票弹劾才行。
加减周期：可以是五十年一次。
做过社会贡献的都可以尊封
不管大小，大的封圣，小的证书、铭牌、碑刻。
佛教目前的困境在于，二是没有考虑到给其他地方的创世神、文明始祖留顶层佛的位置，仅尊封个简单佛，显然不能让当地民族满意。当然，比其他宗教好多了。
明皇帝宪宗朱见深，进行了部分改革，一些寺庙道观有三教大殿，里面有老子、释迦牟尼、孔子并排而坐。
6、祭拜论（缺少）
祭拜：由于历史、地域等原因，有些英雄、尊位有仇怨，有些根本没听说过、不了解，所以，各地可以根据喜好，选择自己的尊位祭拜。
7、教名不好
佛--泛指一切觉行圆满者。
建议改为感恩教（也可以称为世界宗教联盟）。即感谢一切应该感谢的。
8、教义的可修改性
随着时代
感恩教：
9、兼容性
可以将其他多个宗教整体纳入，并保持其独立性、教名。例如基督教、***教、佛教等大的宗教，小的宗教由于教义可能有冲突，暂缓。
10、钱物
成立基金，良性循环。
对于外教或教内其他宗教，奉行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的原则，各教财物独立，互相借送时，实行担保制度，规定多长时间偿还。
例如，某地基督教会众，借总部感恩教1000万元，用于建教堂。则感恩教需要基督教上一级或其他基督教教堂，提供担保，逾期要求偿还。上一笔逾期没还，对所有基督教停止下一笔借款。
三、袁世凯曾想邀请尼泊尔加入五族共和，共襄民国
尼泊尔，数千年中华帝国的最后一个宗藩。民国建立后，袁世凯曾想邀请尼泊尔加入五族共和，可惜尼泊尔当时已为英印所控制。清王朝和尼泊尔的宗藩关系是非常现实的国际战略关系。清前期，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皆为中国藩属。后英印展开对这些国家的兼并和侵略，诸国纷纷向中国告急。但其文报中将英印称为“披楞”，昏聩闭塞的清王朝竟然不知道“披楞”就是英国，以为是一个什么远方的小国，而没有予以理会。拉达克、哲孟雄、不丹等喜马拉雅山外诸国相继沦英，英国进一步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西藏和尼泊尔。此时的清王朝已对国际形势有了明确了解，制定了结好尼泊尔，维护其藩属地位以遏制英印侵略和政策。尼泊尔也惩于南麓诸国相继沦亡的殷鉴，积极维护和中国的关系。中尼的宗藩关系从国际法上大大推迟了英印侵略尼泊尔的进度，对我国西藏也是一种很现实的保护。太平天国运动扰乱大清国，尼泊尔曾上书清廷要求出兵携带大炮到中国内地助剿。中国婉拒。
在拜火教文献经典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中，国王费里顿（feridun）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图尔（tuirya）、二儿子萨勒姆（sairima）和小儿子雅利安（airya），国王在年迈之际三分帝国，大儿子图尔（tuirya）统辖东部，演化成了图尔人（图兰人），是突厥人的祖先；二儿子萨勒姆（sairima）统辖西部，是罗马人的祖先；小儿子雅利安（airya）执掌中南部，演化成了伊兰人（伊朗人），是雅利安人的祖先。当然这个传说在古波斯的文化中要比拜火教文献经典波斯古经《阿维斯陀》所记载的更为久远。
在近代，**错误地将生活在北欧和西欧的日耳曼人定义为雅利安人，实际上两者毫无关系，相距甚远。
雅利安人【梵文：ry】原是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迁移至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平原。这些人被称为雅利安-旁遮普人，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雅利安-旁遮普人南下进入南亚次大陆西北部，这就是印度古文献中提及的雅利安人，他们往南驱逐古达罗毗荼人，创造了吠陀文化和建立了种姓制度，把雅利安-旁遮普语族的语言带到了印度。最终古雅利安人和古达罗毗荼人融合成了今天体征独特的南亚次大陆人。
几种宗教简单对比：
一神论的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是伴随着许多血雨腥风，可以说一部分原因是随着战争强推的，阻力很大；当然另一部分原因，是该宗教本身强调，教士有义务去积极布道。
而多神论的中国道教本来更容易走出去，却因为教义中修自身，不喜欢做外功、向外宣传布道，导致不说萎缩吧，也不太兴盛。
像佛教有鉴真六次东渡日本、***教有家族传教（四个妻子，当然还有其他积极方式）、基督教有马可波罗。
四、唐王玄策，借兵尼泊尔、吐蕃，灭中天竺国
贞观二十一年（647年），唐朝又派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30人出使天竺（印度），四天竺国王多派使者带着财物来，准备与王玄策一起到唐朝朝贡。恰逢中天竺王尸罗逸多死，国中大乱，其大臣那伏帝阿罗那顺篡位，于是发动所有军队以拒王玄策。跟随王玄策的30骑兵与敌人交战，失败被擒获，敌人趁机劫掠诸国贡献的财物。[7]王玄策逃离，到达吐蕃。王玄策发檄文征召军队，得到1200吐蕃兵、7000泥婆罗（今尼泊尔）骑兵。[8]王玄策与副使蒋师仁率吐蕃、泥婆罗的军队进攻到中天竺的茶镈和罗城（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作战三天，攻破茶镈和罗城，斩首三千余级，敌人被溺死的约1万人。阿罗那顺逃走，收拢散兵再次交战，蒋师仁擒获阿罗那顺，俘斩敌人数以千计。余众跟随国王的妻子在干陀卫江抵抗，蒋师仁击败他们，俘获其妃、王子，又俘虏男女一万两千人，各种牲畜三万，五百八十座城邑投降。东天竺王尸鸠摩送牛马三万馈军，还送来了弓、刀、宝缨络。迦没路国献异物，并送上地图，请求得到老子像。天竺震惊、害怕。贞观二十二年，五月，王玄策把俘获的阿罗那顺及王妃、子等，俘虏的男女万二千人、牛马二万余送到长安献俘。唐太宗封王玄策为朝散大夫。
唐朝史书，对王玄策率兵灭一国的事，描述很少，作者综合田中芳树等人观点，认为：
1、军功不大：相对于唐朝东征西讨的其他战功。参战兵力等。
2、收获不多：隔着吐蕃、尼泊尔，没有军功第一的开疆拓土。
反而是吐蕃，将铁碑立在获得的土地边界，吃了肉。而且事后，中原还得领吐蕃、尼泊尔的人情。人情最难还。中原与吐蕃的关系很复杂，有打有拉。吐蕃由于土地贫瘠，经常袭扰中原，但中原打过去时，又因为高原反应，很难将其灭国。
3、借兵而不是自家兵：
虽然是指挥者，但兵都是借来的。虽然
4、擅自大规模出兵乃政治大忌。
军法森严、令行禁止，未经请示，擅自出兵，而且是大规模出兵、剿灭一国，乃政治大忌，不好大肆宣扬、鼓励。
而且王玄策是文官，还不是带兵大将，当然这有利有弊，也是他事后能升官的原因。
如果是武将，有可能直接入监。
总之，这一仗打得好，扬我国威，但也很尴尬。
（修改日志：
1、2021-01-25增加“唐朝史书，对王玄策率兵灭一国的事，描述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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